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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02 17:56:32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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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bet9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线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消息还提到，逢年过节“坐一坐”，旅行回来“接个风”……商人杨某瞄准杨彬这支“潜力股”，先后3次以拜年、接风等名义，送给杨彬6万元。杨彬在与杨某的多次交往中逐渐变得“亲清不分”，认为杨某是“自己人”。2022年1月，杨彬担任红原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项目也更多了，杨某便开始寻找机会，试图进一步拉近与杨彬的关系。2024年春节前，时任红原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的俄邓学与杨彬在一次打牌中得知，杨彬最近“打牌总是输，手头比较紧”，便将消息告诉了杨某。杨某心领神会，“委托”俄邓学将18万元送至杨彬家里，杨彬毫不客气地收下了。让杨彬“意外”的是，仅一个星期后，“中间人”俄邓学就被红原县监委采取了留置措施。“我内心十分不安，担心自己收受礼金的事情暴露，每天睡觉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但自己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勇气主动向纪委监委自首或坦白了。”杨彬坦言。

　　齐河县检察院检察长曹晓梅介绍，按罪错程度，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涉罪行为三级。其中，不良行为是指未成年人不可为的行为以及违反道德和公序良俗的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包含实施了刑法规定，但因未达到相应的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触法”行为，以及实施的行为已涉及违法，但行为恶性尚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行为；涉罪行为包括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实施的所有犯罪行为，以及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实施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八类犯罪行为。

　　法律再次捍卫了正当防卫制度，并依法保护被霸凌者的合法权益。如何才能有效防范和应对学生霸凌事件？最高法表示，有效防范和减少学生霸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应当注重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严格落实学生欺凌报告制度，教职员工一旦发现学生遭受欺凌，应当主动予以制止，并及时向学校报告；对情节严重的欺凌事件，要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告，并迅速联络公安机关介入处置，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具体而言，一级罪错未成年人，由学校、社区乡镇村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适当关注，统筹安排公检法司以及法治副校长定期入校针对罪错未成年人宣讲法治课，必要时开展谈心谈话、结对交友等形式的监管帮教活动。二级罪错未成年人，除了一级罪错未成年人措施外，由民政、教育、团委、妇联、关工委及志愿者帮扶团队结对共建，定期组织帮教活动；三级罪错未成年人由公检法司四部门开展专门矫治，指定专人实行案件化办理模式，因人施策定方案，突出矫治教育的针对性、层次性。同时，注重适用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非刑罚性处置方式，多种干预措施进行教育、感化、挽救。

　　今年以来，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ChinaTravel”全球圈粉“硬控”了社交媒体。从“City Walk”到“ChinaTravel”，越来越多的人乐于挖掘中国城市的可能性。从给足“情绪价值”的哈尔滨到“热辣滚烫”的天水，从“繁花”中的老上海到“我的阿勒泰”……各地文旅“热浪”的现象级破圈让“ChinaTravel”的含金量不断上升。在这一张张的“年度记忆”图片中，一起感受气象万千的生动中国！

　　9月份进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后，9月、10月、11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金额分别达到12.28亿元、27.51亿元、30.21亿元。其中，1-11月河北省用于居民参保的共济金额达到8.30亿元，河南省7.66亿元，浙江省4.86亿元，山东省4.79亿元，湖南省4.77亿元，位于全国前五位；此外，贵州、陕西、山西等人口规模不足5000万的省份，用于居民参保的共济金额也超过了3亿元。

　　医保码的使用，让医保事项“指尖”可办、“无卡就医”成为现实。然而，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假帮忙，侵害群众利益，实施违法犯罪。近年来，多地警方查获相关案件，如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查获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以帮助他人下载注册国家医保APP为名，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受害人手机注册网络账号；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查获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团伙假借第三方平台工作人员身份，以激活电子医保卡的名义，骗取村民身份证和人脸信息，对空白支付宝账户进行实名认证，并解除转账限制，再将账号出售给跨境赌博、洗钱犯罪团伙。

　　中美利益早已深度交融，互利共赢是两国关系的本质特征，对话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中美贸易额超过6600亿美元，7万多家在华美企年利润达500亿美元；仅对华出口就支撑美国93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商品丰富了美国消费者的选择，降低了其生活成本；中国投资拉动美国就业，助力当地经济发展；高通和英特尔中国市场营收分别占其全球的2/3和1/4，苹果200家主要供应商中80%在中国生产，特斯拉一家企业去年就占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份额的28.6%……这些都表明，中美合作空间巨大，两国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双方应发挥互补优势，拉长合作清单，做大合作蛋糕，让各自的成功成为彼此的机遇而非挑战，让双方的发展成为彼此的助力而非阻力。

　　世界经济形势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各国经济各有各的难处，合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才是正确选择，“脱钩断链”不是解决之道，“小院高墙”更不是大国作为。历史和事实不断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违背历史潮流和经济规律，人为设限或者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势必干扰正常的贸易往来和产供链的稳定。是合作和双赢，还是对抗并双输，这是一道利弊分明的选择题。美国前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日前直言：“数百年的经济研究和过往的实践经验都表明，对于经济大国来说，发动全球贸易战是一种非常糟糕的选择。”

　　中美建交45年来，两国关系经风历雨，但总体上保持了向前发展的势头。从“乒乓外交”开启的世纪融冰，到“鼓岭之友”续写友谊佳话，中美之间每一次“和”与“合”的小进步，都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性发展注入了动力。过去4年，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伏，但也开展了对话和合作，总体实现了稳定。事实证明，如果两国做伙伴，求同存异，中美关系就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如果把对方当对手，恶性竞争，中美关系就会遭遇波折甚至倒退。以史为鉴，把握合作的大方向，是校准中美关系发展正确航向的关键，也是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向好发展、向前发展的必要之举。

　　中国的对外政策公开透明，始终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愿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始终保持对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没有变。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4条红线，不容挑战。这些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栏和安全网。误判中美关系、误读中国发展，会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产生误导，结果将得不偿失。美方应以积极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助力扣好战略认知这个中美关系的“第一粒纽扣”。

　　嘉陵区公安分局通报，一名涉案人员自2022年11月至2024年期间，通过介绍供应商、协助缩短审批流程等手段获取非法利益，共收受“好处费”7万余元。其中单次到账9000、8400、16000元不等。在2023年一次利用职务便利介绍供应商的过程中，一次就收取23000元。而另一名涉案人员也多次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发现，这两人总涉案金额高达20余万。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归案，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bet9冬日的太阳总有一种温暖的力量穿越寒风，抵达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同样让人温暖的，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的660多张握手照。近日，记者走进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综治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墙的握手照，一张张无声的照片正在讲述着“握手哥”化解矛盾纠纷的故事。一个个握手言和的故事背后，是钦州市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的生动实践。

　　“握手哥”，是钦北区平吉镇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镇情，创建“一个党委强引领、一个中心管统筹、一支队伍严执法、一个网格优治理、一张卡片暖民心、一个握手解民忧”的“六个一”治理模式，逐步形成了“平吉握手哥”工作法，为助力基层治理搭建平台，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一线。“握手哥”或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是镇村干部、普通群众，他们活跃在田间地头，运用讲情、讲理、讲法和解开情结、法结、心结的工作模式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做到去存量、降增量、控变量，交出一张“案结事了人和”的基层治理答卷。去年，钦北区平吉镇平吉村荣获“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称号。